纵观人类历史，从薪柴、煤炭到石油、天然气，每一次能源革命都伴随着生产力的巨大跃迁。然而，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温室气体排放急剧加速全球变暖,人类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至此，能源在安全可靠和经济可行的天秤两端再添新的砝码：绿色低碳。

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既要减排降碳、节能优化，又要坚决确保能源安全、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转。但这恰恰是不同地区和行业的人们所共同追求的目标。为此，人们不厌其烦地在黢黑的屋顶架上耀眼的光伏板，把开了多年的“老伙计”燃油车换成绿牌的新能源，努力捕集废气烟囱里稍纵即逝的二氧化碳并将其尘封在两千多米的地底深处……

空想很难，但实干总有答案——“百年能源老店”壳牌如此认为。

2024年11月7日，壳牌中国和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共同举办了第五届北大能源论坛暨壳牌中国“赋能进步·共话能源转型与新质生产力”高峰论坛。在这场持续了将近五个小时的分享和讨论中，政府、智库、学界权威专家以及国内外能源、电力、交通等领域的行业精英汇聚一堂，共同剖析解读能源转型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致力于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能源转型之路。

正如壳牌集团全球执行委员会成员、下游和可再生能源业务董事海博在致辞中所说，能源转型和新质生产力所需要的创新、技术和能效，一切的核心在于合作。“只有赋能合作，才能将战略变为现实。”他特别提到了壳牌与比亚迪的案例，两方合作诞生了壳牌迄今为止全球最大的充电站，并在未来还有一个令人振奋的新项目，即利用创新技术为比亚迪的IT服务器提供冷却服务，而这类技术有望在能源和水资源利用方面带来颠覆性的效率提升。

130年前，当英国壳牌公司的塞缪尔兄弟的“伊莱克斯”号首次将散装煤油运抵华中地区时，面对这片陌生的东方大陆，或许很难想象壳牌将与这里的合作伙伴共同缔造多个“全球之最”。眼下，又一场能源革命或将到来，壳牌期待与更多合作伙伴一起，以更少的排放创造更多价值，共同创造下一个百年中国的清洁能源图景。

壳牌的转型战略：以更少的排放创造更多价值

四年前，中国明确提出“双碳”目标，由此各行各业向着达成“净零未来”的美好愿景，逐步探索实现能源转型的现实路径。随着“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中国能源转型面临更多维度的思考：如何延伸广度、拓展深度、提高精度和加快速度。而新质生产力，毫无疑问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

这与壳牌所倡导的理念不谋而合。今年三月，壳牌宣布了全球能源转型战略更新，这也是自2021年启动“赋能进步”业务战略以来，壳牌首次能源转型战略更新。对“业绩、纪律和简化”的关注正在推动壳牌做出明确的选择，即“以更少的排放创造更多价值”。

今年上任的壳牌集团执行副总裁、壳牌中国集团主席曲雪梅在论坛上分享了一组显著的减碳数据：壳牌集团此前公布了到2030年将自身运营碳排放比2016年降低50%的目标。截至2023年底，壳牌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的60%以上。作为最早制定到2030年实现甲烷近零排放目标的公司之一，2023年底，壳牌的甲烷排放强度是0.05%，远远低于0.2%的目标。壳牌致力于到2030年将所售能源产品的净碳强度降低15%至20%。2023年壳牌减少了6.3%，这是连续第三年实现该目标。

壳牌集团执行副总裁、壳牌中国集团主席曲雪梅

朝着目标稳步靠近的背后，是坚定的投资。曲雪梅表示，2023年至2025年底，短短三年间壳牌在全球低碳能源解决方案领域的投资额将高达100亿至150亿美元，这意味着壳牌已经成为全球能源转型中非常重要的投资者。这些投资面向的领域包括：电动汽车充电、生物燃料、可再生能源电力和氢能等。

此前，上述领域的多个项目早已启动。例如，2022年底壳牌便开始在鹿特丹建设荷兰氢能1号，该项目有望成为欧洲最大的可再生氢能工厂之一。还有壳牌集团引以为傲的碳捕集与封存技术,与其他合作伙伴在挪威投资的“北极光”项目已经正式完成施工。不久的将来，将从欧洲各地工业工厂捕集二氧化碳并储存在北海海底以下2600米处。

迈向净零排放的路途坎坷而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行业以不同的速度发展。面对中国这个全球能源需求最大的国家，曲雪梅表示，中国过去是，未来也将是壳牌集团能源转型战略的核心市场之一。“我们将持续发挥壳牌在中国130周年积累的非常卓越的运营技术经验和优势，继续推进现有业务的长远健康发展，包括壳牌与中石油合作的长北上游天然气项目、中海壳牌化工业务、零售与出行、润滑油业务等等，为中国能源领域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

这一承诺正在多个领域以显著的成果加速兑现。例如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壳牌自2018年推出首个壳牌电动汽车充电站以来，已经在中国安装并高效安全运营着超过3万个充电终端。壳牌目前在全球的加油站、交通枢纽、街道和超市等目的地拥有大约6万个公共充电终端，预计到2030年将增加至20万个。

值得一提的是，壳牌润滑油作为国际润滑油品牌，已经连续17年占据全球及中国销量第一的领导地位。在壳牌集团减少排放的大目标下，这项业务亦将为实现净零排放作出贡献。

谈及“霸榜”17年的奥秘，壳牌集团执行副总裁、全球润滑油业务总裁黄志昌认为，这种战略优势可以回归到五个方面：品牌、技术、合作商、供应链和覆盖面。壳牌润滑油不仅是以母公司的品牌而闻名，几方面的子品牌表现亦是突出，它们分别服务于乘用车、商用车和工业领域。全球五大技术研发中心，以及遍布多个国家的基础油、调配厂和润滑脂生产厂，确保了壳牌的技术领先和生产供应稳定。由此，壳牌润滑油得以在全球100多个国家热销至今。

壳牌集团执行副总裁、全球润滑油业务总裁黄志昌

在黄志昌看来，净零排放的目标与壳牌润滑油的初衷高度一致：壳牌润滑油希望为客户带来一个可靠的、有效率的、环保的解决方案。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能源转型，不是“一刀切”，而是先立后破、全面发力。可预见的短期内，世界上必然还有开燃油车的客户，但这不代表不可以减排和提高生产力。如果车辆使用优质润滑油，就可以一定程度上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这相当于变相降低了碳排放。不仅如此，针对能源低碳化、动力电动化的发展趋势，2019年壳牌就发布了E-Fluids系列电动汽车专用润滑油品牌及完整解决方案，率先为电动汽车的能效提升保驾护航。

为客户降低能耗，壳牌没有止步于传统的润滑油业务，而是在变化的市场中不断发现新需求。冷却液就是其中的一项。据黄志昌观察，在超快充、储能、数据中心等应用场景中，传统的风冷和乙二醇冷却已不能再满足其实际需要，而是需要浸没式冷却液完成从电池加热到降温冷却，或是维持算力系统热管理的过程。在这方面，壳牌已经与比亚迪、英特尔等国际知名企业达成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共同迎接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市场。

拥抱电气化：以制度的确定性应对技术的不确定

在中国，能源转型的变革常被形容为“两步走”：上半场主要是能源系统电气化，下半场主要是电力系统低碳化、数字化和智能化。

电气化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基础共识，得益于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巨大价格优势。国际能源署(IEA)发布的《2023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报告显示，2023年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为473吉瓦，创下新纪录。其中，有81%新投产的公用事业规模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成本低于其化石燃料替代品。这意味着，自2000年以来，在全球部署的可再生能源为电力部门节省约4090亿美元的燃料成本。

与此同时，更大的挑战如影随形。以风电和光伏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发电的随机性、间歇性和波动性，对现有发电系统造成了巨大的结构性压力。在论坛的第一场圆桌环节，来自“源网荷储”不同环节的专家和企业代表，分享了他们对能源转型及电气化的认识。

“能源转型与电气化”圆桌论坛

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副院长杨雷说，过去一年最让他振奋的进展，是国家能源局宣布到今年七月底实现了12亿千瓦风电和太阳能装机。2020年，中国曾经承诺2030年实现这个目标，而今天中国提前了六年多就已实现。但问题在于，不仅是供给端的可再生能源大量接入电网，使用端的电动汽车、热泵等新型电力用能单位也增加得很快，这使得电力系统变得“破碎”而复杂。

“马路原来走的是马，所以叫马路，可是现在走的是汽车。同样地，原来所有的系统设计是按照化石能源系统设计的，可是现在我们用的是新能源，跟原来有了很大的差别。”杨雷分析，业界曾经认为数字化、智能化会解决很大的问题，但实际上光有这两点是不够的。因为人们很清楚，什么时候充电、什么时候放电，根本上取决于价格。只有建立起完善的市场机制，把市场化作为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才能使得系统以可持续发展。

为了践行这个目标，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做了一系列的零碳试验，杨雷表示，这些行动的目的就是做好各种优化，虽然有技术的优化，但更重要的在于体制机制的优化。通过在源网荷储一体化的进程中，构建一个真实的系统，产生真实的交易，这并不是某一个主体可以单独解决的。V2G（电动汽车给电网送电）是否有用、地下储热解决跨季节的调峰问题是否有用，绿氢是否有用，这些看起来很好的解决方案，但是真正是否能用起来、走下去，最终要靠市场说了算。

在“源网荷储”四个部分中，电网是其中的关键部分，它负担了分配发电和协调用能的双重责任。国网能源研究院副院长李伟阳表示，中国今年一年投产的风光装机，约等于美国全国的存量。预计2030年，可再生能源的装机大体要占整体装机的60%到70%。增长如此迅猛的风电光伏，正在倒逼着电力系统的技术创新和机制创新。

“电网是承受压力最多的一个环节，也是社会各界期望最大的一个环节。因为各个行业要完成双碳目标和达峰目标，这一定是电气化的方向。达峰压力要转到电力行业，我们是多重目标叠加的情况，既有保供压力，又有转型目标。”李伟阳坦言，尽管风光的降本幅度极为可观，但平衡和系统的成本难以精准测算，这里又涉及到复杂的利益调整。如果没有煤电作为调节和支撑电源，电力系统会崩溃。但是煤电设计时的利用小时和未来的利用小时将会有巨大的差别，如何协调和分配其中的利益是个棘手的问题。

尽管当前的压力很大，李伟阳依然给出了一个颇具信念感的答案。他说，科技创新也好，科技创新转化为产业也好，都是一个偶然性不断发挥作用的过程。这是无法预料的。但是我们可以从制度的创新，机制的创新，归根到底是以人的主观能动性最大限度的发挥必然性，去迎接和拥抱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偶然性。“坚持最大限度争取确定性应对必然的不确定性。未来的新型电力系统、新型电网到底是什么机理和技术，很多东西不确定。我们最大限度的把确定性的东西做好，然后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作为发电企业的代表，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副秘书长刘永东进一步解释，如何平衡好各方的利益以更好地促进能源转型，是目前受到发电企业广泛关注的重要因素。刘永东表示，从行业角度出发，希望政府出台积极的支持政策，加快能源转型过程中特别是灵活性资源方面的供给力度。其中既包括火电的灵活性调节，也包括抽水蓄能和电化学储能，还包括电动汽车这种充放电的分布式储能，以及需求侧管理。在灵活性资源的平衡过程中，要积极发现哪一个应用的更便宜，哪一个更有效，然后再去推动。这样才能把社会能源转型成本压缩到最低，让电力系统在经济成本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得到平衡。

刘永东对比了一组数据：今年1-9月，电动汽车的充放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千分之九。预计到2030年，即便有一亿辆电动汽车，它的充电量也只占全社会用电量百分之一左右。尽管如此，它和我们的生活工作是密切相关的。尖峰情况下会给电网带来的压力更大，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将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对此，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常务副秘书长刘小诗表示赞同。“这并不是电动汽车充电在电量中的占比问题，而是充电的时间、地点跟电网的负荷率的关系。比如上海某一时段需要的电量与能供给的电量不匹配，我们存在这样的问题，这就要逐步的根据区域和场景调配供电和用电的需求。”

近几年电动汽车的普及，使其成为电力系统负荷的重要增长领域。回顾2009年以来中国电动汽车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发展史，刘小诗表示，这背后有四大考虑因素：一是产业升级的需求，中国的内燃机发动机、变速箱很难跟上最先进的步伐；二是空气污染PM2.5很高；三是二氧化碳排放全球第一；四是先天资源禀赋造成的能源问题。

“我前半生十几年为祖国献石油，想办法多生产石油。通过资本市场力量改造中国的石油产业提高效率，但仍然没有解决中国石油产量不足的问题。后来，我参与中国页岩气改造，把它作为独立矿种的方式，但地质禀赋不合适，中国没有突破能源石油独立的圈套。最近十年我做了一件事，我为祖国减石油。”刘小诗算了一笔账，去年中国电动汽车保有量突破两千万，如果全部是油车，那么中国至少需要新增三千万吨的石油使用，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增长下去，全世界的供应量都不够，而保供是永恒的主题。

刘小诗认为，整体来看，中国电动汽车的电动化部分基本比较平稳，目前的技术比较成熟，未来的技术能够进一步降低成本。同时，智能汽车和AI汽车可以提高电动汽车的性能，把电动汽车变的更好、更便宜、更适合生活和工作。“我们也期待下一代的动力电池锂电池、钠电池、全固态电池，大部分都在实验室中。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为新型电池材料工作。”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斯坦福大学材料工程系教授崔屹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专注于电池技术、太阳能以及各种新材料用于新能源的技术。“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电池？” 崔屹认为，安全性和经济性缺一不可。比如一个太阳能、风能电站，寿命长达25年到30年，人们很希望这个储能的电站也有一个25年到30年的寿命。如果这项储能产品足够便宜，那么很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但问题是，按照什么标准才是“足够便宜”。现在可再生能源强制配两个小时的储能，为了配储而配储，结果就是大家都找最便宜的办法，而没有真正用上储能充放的功能。建而不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安全性的顾虑，用户害怕着火和爆炸。这是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

此外，电池的规模化生产也将在未来面临瓶颈。目前全世界的电池产能约为1到2个太瓦时，电池材料在百万吨级，但是未来储能需要的是100到200个太瓦时，需要10亿吨级别的电池材料，生产一百年。按照现有的生产工艺，去哪里找这么多的材料做电池，甚至连电解液都可能达不到需要，这将是规模化生产中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崔屹表示，他所领导的团队与北大能源研究院正在进行一项合作项目，旨在研究金属氢气、镍氢气电池这些拥有有益性能的电池，并大量往前推进。目标是争取攻关长时间的储能，价格上可以比现在的锂电池便宜十倍，拥有极高安全系数，可以规模化的电池技术。“与此同时，我们希望推动在制定国际标准方面达成合作，因为不制定标准没有办法跨国和规模化。中国的规模化做得如此成功，中美之间一定要保持交流和了解，不了解会产生误会。怎么合作可能有偶然性，但需要合作一定是必然性的。”

而在一切皆可电气化的趋势下，作为中国交通和工业行业基础设施的服务者之一，壳牌保持着一如既往的对顾客需求的敏锐洞察和不懈追求，为增长中的中国市场添砖加瓦。

壳牌集团零售与出行业务副总裁、壳牌中国零售与出行业务总裁胡川联想到自己十六年前刚加入壳牌时，作为一名加油员的初心。“那个时候中国的摩托车数量比汽车数量还多，很多顾客刚开始拥有自己的第一辆车都会非常希望能够买到高质量的燃油，享受到高质量的服务。我在公司的十六年里，公司一直在教育我，无论能源形态怎样转型，对于我们零售出行业务来说，都一定要在做好安全合规的基础之上了解顾客，努力让顾客的驾驶体验更好。”

当电动化的时代来临，胡川和他的同事一直在思考，壳牌应该为消费者做些什么。2023年9月，壳牌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充电站——深圳机场充电站正式开业，这里的公共快速充电终端配置数量达到258个之多，可以服务3300位顾客。很难想象，壳牌最初的充电站是在一个加油站里找了块空地装上六个充电桩的简陋模样，而在此后壳牌一直努力做得更好。

为了让车主的充电速度更快，壳牌上海技术中心在冬奥会测试低温情况下如何更好地操作；为了让顾客有多种多样的产品和服务，壳牌深圳机场充电站第一个卖起了咖啡，从白天到晚上，后来衍生出了24小时的合作餐厅；为了不辜负顾客的每一分体验，壳牌每年坚持在中国、欧洲和美国访问超过三万名顾客，追问他们最期望的充电服务是什么样的。

“科技在进步，但是服务对于顾客依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过去每一年，所有充电基础设施的成本都在降低，所有的顾客体验都在提升。非常有幸的是，壳牌有这么多的好政策可以利用，有这么多好的同行可以学习。我们也在中国目前拥有壳牌全球最大的充电网络，很高兴可以在这个阶段看到壳牌在这里有更多的投资，以及有更多的机会服务好我们的电动汽车顾客。同时，中国有很多燃油车、LNG车的用户，无论是车的需求，还是顾客对优质的咖啡，好吃的面包，好的润滑油的需求，我们都希望能够提供多种多样的产品和服务来满足。”胡川说。

工业化减碳：以新质生产力带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

如果说电力是供给端减碳的主要战场，那么工业则是使用端减碳的核心阵地。

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领域，工业减碳是我国整体如期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环节之一。全国七成以上的碳排放来自工业生产或生成性排放，这意味着工业减碳已不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论坛第二场圆桌讨论环节中，多位嘉宾围绕传统产业和新质生产力、能源转型的关系，分享了他们的见解和思路。

“行业减碳与新质生产力”圆桌论坛

海洋工程能源领域，是工程和能源的结合地带。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会峰说，目前可再生能源已经成为该公司的新的业务增长点。“从我们所从事的这个行业来说，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趋势非常明确，而且传统化石能源向新能源转换也是大势所趋，所以我们主动求变，发展新质生产力。”

在天津，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使用智能制造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海洋工程行业的智能制造基地。通过智能制造作业线以及对整场全数字管控，基地的生产效率提升了20%。在远离陆地的深远海，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完成了中国首个深远海漂浮式风电平台海油观澜号。这是一个典型的传统能源和新能源的结合项目。投入使用以后，它与油气田结合，每年可以少烧一千方天然气，减少2.2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王会峰透露，现在可再生能源和新兴产业作为该公司“1：1：1”业务架构里的其中一个“1”，跟传统油气和国际化市场“三分天下”，可见重视程度之高。未来公司将会把资源着重配置在这方面，并且进行持续的技术创新。

近年来风靡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海上风电和海上光伏，均是海洋石油工程领域开发的重点产品。王会峰认为，未来的方向是做多能融合的综合开发，首先把漂浮式风电和海上光伏，甚至和波浪能、地热能、海洋能结合起来，接下来是和水下数据中心结合，再是和制氢、制氨结合。“我们生产的过程中，也会尽量的使用可再生能源，比如光伏、甲醇和风电。”

在此过程中，降本增效贯穿了产品开发的主线，这又将为拓宽可再生能源市场做出更大贡献。王会峰介绍，海油观澜号1.0产品的兆瓦用钢量是540吨/每兆瓦，单位投资应该约在4万多元。目前，公司已经推出了2.0产品，它的用钢量降了一半，达到了260吨每兆瓦以下，而且全度电成本投资也降了一半，约在2.2万到2.5万之间。

与风光形成互补的，正是氢能。国家电投氢能公司首席技术官柴茂荣表示，从传统的化石能源向新能源转型的过程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电子的形式也就是电力，将来可能六到七成都是电力。但问题在于，电不易保存，即便储能做得再好也很难在特别长的时间维度里完全保存。另一种就是转化为氢能。它可以同时做到环境安全和使用安全，并且将来大规模发展以后在经济性上也行得通。

对于外界有关氢能应用场景匮乏的质疑，柴茂荣表示，其实目前氢能进入我们的生产中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合成氨原料就是氢，从合成氨开始，后来就用于炼油工业，因为油从地底下挖出来很稠，而把它变成柴油和汽油需要加氢。

他认为，未来氢能将有开拓的三个方向：一是开拓冶金，二是生活用代替天然气，三是交通。“我们的国家这么大，场景这么丰富，不可能只走电车一条路，未来我们还需要一种长距离的大功率的车，这个车是什么，肯定不会是氢和油混动，否则就走回老路了，肯定是氢和电结合。”目前外界对说氢能汽车唱衰和看好的争议同时存在。对此，柴茂荣强调，氢能汽车和电动汽车是互补关系，不是竞争关系，两者的共同目标都是代替油车。

韩国SK集团是工业减碳的有力行动者。SK集团执行副总裁Ian Huh介绍，目前集团所发展半导体业务能耗非常高，五年前，集团开始造自己的发电机为自己供电，从而减少使用来自国家的电网体系的电。“听上去很简单，实际上并不是。我们采用的是LNG（液化天然气）发电，建厂需要投资15亿美元，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决策，但我们做到了。五年内，我们自己的发电设施运行得非常好，已经把所有投入的成本赚回来了。”

当然，自发自用不会是唯一的选择，匹配外部市场的需求也大有可为。“我一半的职业生涯都是在美国的加州进行投资以及销售半导体等，那里的电网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一会有山火，一会儿缺电，美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是他们却不提前通知随时可能断电。所以，我们在那建了储能系统为加州电网运营商供电，经济上比他们新建一个燃气发电厂更好。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当地的政策机制保障了灵活性电源可以获得一个合适的价格。”Ian Huh介绍。

对于这些行业发展中涌现出的新模式、新技术，近年来国内电网给予了越来越高的重视程度。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科技创新中心副主任刘周斌介绍，该科创中心成立于2018年，主要解决电网在这几年科研投入上产生不少的成果，却往往在科技创新出了论文评奖以后束之高阁的尴尬处境。科创中心专门做产业化的工作，把相应的成果通过平台向上下游供应链以及相关的企业进行成果转化，也把外部优秀的成果通过平台向电网的内部产业化应用，联通内外。

刘周斌表示，现在有了国家绿色技术交易中心的参与，在推广工业减碳方面，已经能与绿色金融进行有机结合。过去，浙江能源局每年花费不菲给所有的规上企业做能效诊断，但出了能效诊断的报告以后便难以推进。现在国家绿色技术交易中心参与进来，诊断之后形成一套降碳方案，不少企业愿意采用这个方案进行降碳的工作。同时，有意愿购买绿色技术的企业，还有支持绿色金融的银行和投融资机构跟上去提供服务，这种模式已经在浙江有序推进一段时间了。

“我们现在最大的心愿是，尽快出台有关碳交易和碳计量等等制度，让我们从事这个专业的相关人员能够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案。” 刘周斌说。

在工业化减碳的进程中，润滑油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工具。壳牌集团润滑油业务副总裁、壳牌东北亚区润滑油业务总裁陈斌将其形容为“机器的血液”，因为工业设备中只要运行几乎就有摩擦，有摩擦就要用润滑油。从传统的冶金、矿山、水泥到电动汽车和国网储能，以及数据中心都需要润滑油，但随着应用场景更加丰富，润滑油的概念也延伸到了冷却液，而终极目的都是提高能效。

虽然润滑油并非用于燃烧，但是为了减少更多客户的碳排放压力，壳牌还是推出了全系列的可生物降解产品。陈斌提到了海上风电这个比较典型的应用场景，它最大挑战是设备维护难，一旦润滑油泄露到海洋里将会产生很多问题，可生物降解的润滑油则有效抵消了这部分风险。

“中国是最重要的全球润滑油市场之一，中国几乎拥有最大、最全的工业体系。如果只看钢铁产量，这超过全球其他国家加在一起的量。工业规模决定了它对润滑油的需求是在这的，所以我们一定会在这。”陈斌表示，中国工业正处于升级换代的关键时期，它所面临的问题，既包括新兴行业如数据中心如何提高能效，又包括传统工业怎么在经济可观和环境友好之间找到最合理的步骤。

他强调，壳牌润滑油对中国业务有强大的信心。“我们在这个业务深耕多年，最重要的宗旨是帮助客户成功。帮助客户成功了，我们就成功了。壳牌将真正把中国当做最重要的市场来布局和投资，帮助整个中国工业实现升级换代。”

转型的共识：以赋能合作共创净零未来

从深远海的风电，到陆地上的制氢，从美国加州为频繁断电购买储能服务，到中国浙江专门成立科创中心推进成果转化和产业应用……令人可喜的是，过去的一年，全球能源转型在经历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插曲之后，依然在脚踏实地向前走。

过去的一年，壳牌亦没有停止思考。作为中国政府信任的能源顾问，壳牌依靠全球化的视野和经验，连续十三年为中国社会的能源转型贡献自己的力量。今年5月份，壳牌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第四期合作研究成果《面向未来，助力增长：构建中国新型能源体系》。目前，第五期联合研究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当中。纵观当今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史，能够顺利活过几轮经济周期的企业已是不易，“百年老店”更是寥寥无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那些有着先发优势的行业巨头，在行驶中难以克服惯性，于是面对风浪急转直下，一头扎进狂风暴雨里骤然轰塌。不过，这并非所有巨轮的命运。当又一次能源革命提出了新的需求，壳牌选择直面挑战，引领创新，在迷雾中寻找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第五届北大能源论坛暨壳牌中国“赋能进步·共话能源转型与新质生产力”高峰论坛正是为此而设。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金之钧在论坛致辞时所说，“我们期待着通过本次会议分享国际和中国能源行业的最新思考和案例，倾听来自全球的宝贵经验。相信通过深入的交流与相互学习，我们能够共同进步，为构建更加清洁、高效、可持续的能源未来贡献力量。能源转型面临着诸多挑战，而人类智慧足够迎接未来的挑战。未来可期，技术可期。”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金之钧

这些挑战是什么？是在中国，一次能源结构中，煤炭占比仍然占50%以上，可再生能源每年增长只有1%左右。是中国面临着能源保供与二氧化碳减排的双重压力，2030年达峰、2060年中和，减排速度与强度前所未有。是CCS、CCUS作为兜底技术，预计到2060年中国需要人工消纳二氧化碳15-20亿吨，需要千万吨乃至亿吨级的消纳规模。

“迎接上述挑战需要加倍努力，也需要国际合作”，这是金之钧在总结时为破解重重难题开出的“药方”，也是壳牌长期所倡导的价值理念。

壳牌未来将在哪些方面加强努力和国际合作？曲雪梅在发言时特别提到了多个重点领域，其中包括：

液化天然气作为重要的过渡性低碳能源解决方案，将在未来的十多年里，在能源转型中发挥关键作用。壳牌作为全世界领先的液化天然气的领导者，未来将继续为中国提供液化天然气，保障能源安全供应与能源转型的平稳有序过渡。壳牌会继续跟中海油、中石油等全球合作伙伴携手共进，加强国内及全球战略合作。

壳牌将继续夯实在主要城市的公共电动汽车充电领域的地位，在中国创建一个围绕着电动汽车的服务生态系统。壳牌期待通过碳捕集与封存，也就是CCS，实现中海壳牌石化合作项目的成功脱碳，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探索CCS在中国的市场的广泛应用前景。壳牌将深化壳牌润滑油作为国际润滑油品牌连续17年全球及中国销量第一的领导地位。

不仅如此，壳牌还将持续关注其他重要脱碳途径和绿色能源在中国市场的参与机会。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曲雪梅看来，壳牌真正的核心资产在于“技术的突破”和“人才的发展”。所以，未来壳牌将继续利用技术和创新成果，为社会和合作伙伴带来更多、更清洁的能源解决方案，并为人才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

以切实的行动回应中国乃至世界能源转型的关切，壳牌坚信，唯有赋能合作，我们方可抵达那个共同的、理想的、前所未有的净零未来。